中国人民银行：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着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的现实路径
当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民营经济已成为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不少民营企业主仍然会在银行门口徘徊犹豫,面对厚厚一摞申请材料、繁琐的尽调流程以及偏高的综合融资成本,常常感到无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政策导向,不仅关乎资金价格的高低,更事关资源配置效率、营商环境优化以及创新驱动战略的落地。这并不是一个只属于金融系统的命题,而是牵动产业升级、就业稳定和社会预期的系统工程。
一 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结构性成因
从表面看,“融资难”“融资贵”似乎是民营企业单向度的抱怨,但从金融供需两端审视,可以发现其背后是典型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薄弱 抵质押物不足 信息披露不完善等问题,在传统的抵押担保融资框架下,自然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中小微民企,轻资产、重研发的特点,与银行偏好“看得见摸得着”的抵押逻辑存在天然张力。另一方面,部分金融机构长期形成路径依赖,更愿意将信贷投向资产充足、现金流稳定的国企或平台公司,对民企风险有放大倾向,在授信评审 内部考核 不良责任追究等环节形成隐性的“惩罚性机制”,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可得性的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融资难与融资贵往往是相互强化的。当民营企业获得信贷机会本就偏少,银行便会通过提高利率和附加各类费用来覆盖预估风险;而融资成本偏高又侵蚀了企业利润空间,削弱其再投资和偿债能力,形成“风险感知上升–价格上浮–真实风险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一旦与宏观经济波动叠加,就容易演变为企业违约增多、金融机构更趋保守的“负反馈链条”。因此,破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关键是从制度机制上打通资金传导的堵点,而非停留在短期的价格优惠层面。
二 货币政策精准滴灌民营经济的思路调整
针对上述问题,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框架中不断强化“结构性”和“直达性”的要求。一方面,通过降准 结构性再贷款 再贴现等工具释放中长期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小微和民营领域;另一方面,推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支农支小再贷款 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政策,以“有条件的低成本资金+评估激励约束机制”的组合,提高商业银行服务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与传统总量型宽松不同,这种方式强调“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既避免对实体经济特定薄弱环节“供血不足”,又防范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或高杠杆领域。
同时,人民银行不断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传导机制,推动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更加紧密联动。在政策利率稳步下行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名义融资成本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银行对优质民企、小微客户实施了“利率+费用”打包监管,在降低利率的同时,压缩隐性收费和中间环节成本。从长远看,这不仅是价格的调整,更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强化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支持功能。
三 从“看抵押”到“看信用”的风控范式转型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一个核心症结在于,传统风控体系过度依赖抵押和担保,将实体经济中最具成长性的“轻资产企业”排除在外。人民银行意识到,仅凭央行工具“输血”远远不够,更需要引导银行业在风控理念和技术路径上进行升级。一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税务 社保 电商交易 水电气缴费 供应链应收应付等多源数据的整合和分析,建设“信用画像”,以“数据资产”部分替代抵押物的缺位;二是鼓励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专利商标质押 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通过完善评估、保险、风险补偿机制,让创新型民企不再因缺乏传统抵押而被拒之门外。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人民币试点和金融科技创新也为民营企业融资拓展了新空间。通过线上化、实时化的交易记录,银行可以更全面地掌握企业资金流与业务流,提升对企业“经营真实度”的识别能力。一些地区实践表明,在引入数据风控模型后,银行对小微民营客户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占比显著提升,户均授信额度稳步增加,不良率却保持在可控区间内,证明“看信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承担无法管理的高风险。
四 金融基础制度与信用生态的协同完善
人民银行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仅是资金供给层面的工作,还包括信用环境与制度基础的系统提升。例如,通过推动全国统一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接入更多维度的企业经营数据,为银行提供更为客观全面的参考;完善征信异议处理 失信修复机制,降低“一次失误终身受罚”的制度硬约束,鼓励诚实守信的民营企业在规范经营中逐步修复信用。与此同时,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和风险补偿基金,形成“财政+货币+金融机构”的多方共担机制,缓解银行对单一民企放贷的风险顾虑。
以某沿海制造业集聚区为例,当地在人民银行指导下建立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综合服务平台,对接多家银行、担保机构和政策性基金。企业只需在平台上传基础材料,系统即可根据企业规模、信用记录、行业属性和融资需求,匹配合适金融产品。人民银行则通过数据分析,动态监测民营企业信贷投放情况和利率水平,及时对信贷供给结构进行“窗口指导”和政策校正。实践显示,该区域民营企业平均贷款审批时间缩短约三分之一 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均有提升。
五 从单一银行信贷到多元化融资渠道的拓展
要从根本上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需突破“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单一格局。人民银行在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的同时,积极配合相关监管和市场机构,推动构建更加多元的融资体系。一是鼓励符合条件的优质民营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包括发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私募债等,并在信息披露、信用评级、存续期管理等环节不断完善制度,降低进入门槛和时间成本;二是推动民营企业资产证券化 供应链金融ABS等创新工具发展,将企业未来现金流“打包”为可交易资产,撬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与此同时,人民银行也密切关注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结构平衡,防止企业因过度举债而形成高杠杆风险。通过与多部门协同,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 天使投资 创业投资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引导民营企业在成长期更多依靠权益资本,在成熟期再适度引入债务融资,形成相对健康的资本结构。这种“股债并重”的理念,有助于从源头上降低企业利息负担,从结构上缓解“融资贵”问题。
六 精准施策中的案例启示与风险平衡
在各地实践中,不少案例客观反映出人民银行政策导向的成效。某专注智能装备的民营制造企业,早期长期依赖民间借贷维持生产,融资成本一度高达年化十几个百分点,且周期短、续借不确定。随着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推动科创企业信用贷款试点,该企业凭借较为完整的研发投入记录、专利布局和稳定订单,获得了商业银行一笔中长期信用贷款,利率较此前社会融资渠道明显降低,企业得以加大研发投入和产能升级。几年后,企业通过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进一步优化负债结构,逐步摆脱了“高成本短资金”的困局。
不过,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并不意味着无限放松风险约束。人民银行在引导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时,同样强调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防止形成新的隐性不良。因而,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和监管考核激励银行“敢贷愿贷能贷”,另一方面也不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金融机构对小微民营的服务情况纳入考核,但并不以简单的数量指标替代风险审慎;同时,推动地方政府规范运用隐性担保和行政干预,避免以短期政绩压力取代市场化风险定价。只有在风险可识别 可定价 可分担的框架下,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才具备可持续性。
从整体来看,人民银行围绕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所做的努力,正在推动我国金融体系从传统的“重抵押 重规模”向“重信用 重效率 重服务实体”的方向转型。未来,随着金融科技的进一步运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持续完善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断健全,民营企业融资生态有望实现从“被动求贷”到“精准匹配”的根本性改善,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民银行在顶层设计与实际操作层面对方向与节奏的稳妥把握与持续优化。
